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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于 2020年12月7日 被检测为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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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称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。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政治运动。几十年过去了,当时我国城乡人民的生产、生活是怎样的呢?下面是记录部分在福建南宁文革期间的真实故事,虽然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,但总体的情况相差无几。
当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,是当时的真实生活。现在看来简直是儿戏,荒唐至极。再过几十年后,人们肯定不会相信那是事实。笔者只记录当时的实录,不做正确与错误的评判。
从1966年起,从县城到农村(当时体制为县、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,俗称“四级”),到处见到的是用白纸写上黑字叫“大字报”和大幅白纸黑字标语贴满墙。其场景使人感觉到十分恐怖。因为,在周宁传统习俗中,白纸黑字是在办丧事时才有贴在墙上的。到处贴上大字报,能不恐怖吗?
批判以后,就宣布罢免他(她)们的职务,并把“当权派”“走资派”扭送到全县去游街。有的就被下放到农村、工厂、农场劳动改造,接受工人、农民的再教育。接着就成立“某某革命领导小组”,从县到大队就由“革命领导小组”领导一切。(只有少数出身好的领导留在革命领导小组里,大部分都先后被迫下台)。
全县家庭出身为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坏分子、右(简称“五类分子)的人,及其子女,是“红卫兵”的专政对象,也经常遭批判。还要经常出义务工,由红卫兵监督下去打扫卫生、修路、挑电影担等等。其日常生活行动受到严格控制,出村要向大队请假,要经常汇报思想。
从县城到小乡村的墙上,到处用白灰制成白壁,用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。家家户户的大门口,都由大队出钱,用白灰制作成对联、横披,然后请小学教师用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。那里有平整的墙壁,那里就有毛主席语录。从小学到中学读的就是毛主席语录。文件、信封、信纸上面第一行都是印着毛主席语录。
每天早上、中午、晚上三次的广播节目,开头播放的歌曲是《东方红》,结束时播放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。
“紧紧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,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!”
“伟大的导师、伟大的领袖、伟大的统帅、伟大的舵手、毛主席万岁!万岁!!万万岁!!!”
“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!”
“伟大的、光荣、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
早请示 晚汇报
每天早晨,从县城到小山村,人们按单位、学校、生产队为组织,站在棋杆下,右手举起毛主席语录本,向毛主席请示(今天我去做啥事情),晚上收工时也站在棋杆下向毛主席汇报一天来的工作情况。(这个生活方式,坚持不长时间就没进行了)。
周宁传统习俗,建房、结婚都要贴对联,当时不允许写其他对联。不管建房、结婚都用毛泽东诗词,如“春风杨柳万千条;六亿神州尽舜尧”等毛诗作对联。结婚时按传统习俗一定要在楼上正宫横眉上贴“紫薇銮驾”;建房时贴“罗天大进”。人们就想出一个办法,用红墨水在红纸上写“紫薇銮驾”;“罗天大进”待干后,再用黑墨水写上“毛主席万岁”“共产党万岁”。这说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。
粮食作物都由生产队集体种植,个人的自留地是绝对不允许种植粮食作物。个人的自留地只能种青菜,马铃薯、地瓜都是粮食作物是不允许在个人自留地种植的,一经发现就被宣传队组织人拔掉。还要被游街,批斗。
当时的国家干部(工作队),通通称为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,都是长期吃住在各个大队,与社员同劳动,领导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。每个大队都有“宣传队”(有对长和队员组成)在领导。他们自己有食堂。一般都是住在大队部。
出门,去外地一定要带“证明条”,一般都是由大队开具证明,有公社的证明带在身上,就很派头了。大队的证明一般是这样写的:
兹 证 明
兹有我大队社员某某某,男(女),现年xx岁,家庭出身贫农,政治清白。现由大队集体安排出外做工,请有关单位、旅社给予提供住宿方便,并给予大力支持。
特此证明。
(有效期xx月)
周宁县xx公社xx大队革命领导小组(公章)
19xx年x 月 xx 日
如果在外地,身边没有证明,就被列为“无三证”外流人员,就经常被当地抓去劳动。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。
周宁县闽剧团改称“周宁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,演革命样板戏和革命节目,到各公社、大队为社员演出。
各公社、大队也有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,演唱革命歌曲、舞蹈节目。由所在地小学老师编导节目。
电影只有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几部,后来就经常放映革命样板戏电影。文化大革命前的电影都被视为封资修的电影,是禁演的。
评话员也只能讲演革命内容的。
整天唱毛主席语录歌。后来出版发行的《战地新歌》1-5集的革命歌曲,就唱那革命歌曲。文化大革命前的歌曲是不能唱的。
有好多大队都有办集体畜牧场,都是养猪。有时小猪死了,就很低的价格卖给社员杀来吃。
省城大学生来插队省城有好多刚毕业的男、女大学生,安排到全县边远的大队插队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有的白天劳动,晚上在农民夜校当民校教师。后来大部分都回省城工作,也有少数人留下来在周宁工作。
传统民风好的大队农民对下放干部很尊重,特别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民对下放干部很刻薄。有许多下放干部受了许多委屈。
到了年底,就由大队会计来生产队为其核算分红,劳力定年基本分,应负担的义务工,没有劳动力的户要交多少钱。一年收成总收入(只有粮食和茶叶),除去成本,留下来年的种子,按每10分多少钱(多的生产队10分有1元;少的只有5、6角钱)。分配粮食时,全年在生产队劳动的劳力会合算,出去搞副业和没有劳动力的家庭,分粮食时经常受歧视。
居民户比农户的地位要高些,居民户的子女,工作由国家安排(上山下乡插队后也先后回城安排)。粮食每月凭粮证到粮站购买(大米成人月/28斤,每斤/1角4分)。节日时,由食品站发给肉票供应2斤猪肉(猪肉每斤7角4分)。
农民一般都是抽土烟丝和“丰产牌”(一包7分),一般通行的“鹭江牌”一包1角3分。县委领导一般抽最好的烟也就是“大前门”4角。县里有的局级领导也常年抽“鹭江牌”烟。
全县城乡,人人睡觉的床铺都是差不多,干部与社员的床铺也没有多大的区别。就是县招待所的床铺也一样,县招待所客房床铺是用栏杆式的床架,由床板搭成,上面铺两张用稻草结成的“圆头荐”,再披上草席,床上也只有一条被,一个软枕头。一瓶开水,住一夜7角钱。除县里开会外,要有证明才能住。
平常老百姓的床铺,就是沿袭传统,用两条床架凳,铺上床架板或床架竹,再铺上“草荐”(是散头荐)。只有结婚的人,才去做床架,在“草荐”、草席上铺上棉被、线毯,还有好多床新被子。农村人到了冬天,都要用火笼先把床烤热后才能入睡。
中学学生到各大城市去看看,如上海、北京、福州等地。坐车住宿免费。到北京的学生大多都见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、邓小平、林彪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。大串联回来后,纷纷成立革命造反组织,如战斗兵团、革命造反委员会等等。口号是:革命无罪、造反有理。炮打司令部等等。继后各省各地纷纷分成两派,演变成武斗。真刀实枪的打起来。
电话:当时只有一个大队一部电话,那电话是用手摇的,电话打到本公社内,可以在大队打;如果打长途,就要去公社邮电所打。
电报:家里有急事要通知在外家人,就去公社邮电所发电报,电报是按字计费。要打电报就请村上识字人拟好电文,拿到邮电所交给工作人员,工作人员就根据你的电文去翻电报的代码,每个汉字都是由4个阿拉伯数字组成。译出电码后,就摇通县邮电局总台,将电码发出,再由县里发给目的地邮局。
中共中央1981年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,对“文革”作出彻底否定的权威定性,从那时起,几代中共领导人都坚定维持了《决议》的结论,党的所有正式文献也都未出现过任何异议。彻底否定“文革”,不仅是全党上下的认识,而且应当说是中国社会整体上相当稳定的共识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或社会进步,它只能带来混乱和灾难。“文革”在中国不可能重演。十年浩劫给中国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,也让许多中国人留下了永久的人生伤痛。那份集体记忆无法抹去。
应当说,站在今天的高度上,中国人对“文革”的集体认识比那个时候更加清醒而坚定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从批判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、“三家村”杂文和《燕山夜话》开始的。接着,学校“停课闹革命”,大学停止招生,教育事业受到极大摧残。搞了十年的结果怎样呢?学校关闭,教育质量下降,文盲大量增加;文艺界百花凋零;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被错当作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关进“牛棚”,知识分子被当作“臭老九”而排除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,等等。因此,这样的一场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,与发展繁荣文化无关,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文化革命,而是一场对文化的大破坏。
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,是从“拨乱反正”迈出的第一步。在思想上是彻底否定“文革”,在实践上则是停止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,把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上来。
▲1966年5月29日,清华大学附中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,带头批斗校长万邦儒
▲1966年,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被公开批斗,其后他的多名亲人被批斗致死
▲1966年,团中央机关斗争胡耀邦、胡克实、王伟
▲1966年,红卫兵高喊打倒“坏分子”黑龙江党报主要负责人骆子程
▲1966年,斗争“彭、陆、罗、杨”反革命修正主义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
▲1966年,红卫兵用箩筐抬着跳楼摔断腿的罗瑞卿去北京工人体育馆接受批斗
▲1966年9月19日,哈尔滨知名女资本家于滋文自己搬椅子走上批斗台
▲1966年,中央书记处书记,文化部部长陆定一被红卫兵揪头,喷气式批斗
▲1966年11月,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脚踩他们老师的屁股,摆出红灯记的舞台造型
▲1966年,批斗大会上,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被批斗
▲1966年,批斗大会上,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(左)坚决不低头
▲1966年,文革初期,革命群众批斗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喻屏
▲1966年,文革初期,革命群众批斗“走资派”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,东北局组部部长喻屏,东北局书记处书记顾卓新
▲1967年,沈阳市举行批斗大会,30万人参加,批斗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喻屏,东北局书记处书记顾卓新
▲1966年12月23日深夜,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“红旗”战斗队秘密抓捕,遭受轮番批斗、关押,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在北京含冤辞世
▲1967年4月10日,清华大学红卫兵丑化、批斗王光美
▲1966年文革初期,刘少奇被批斗。1968年10月被开除出党,1969年11月12日,刘少奇病逝于河南开封市一个院内
▲1968年11月24日,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之子欧阳湘被作为反革命受到批斗,同年12月份被折磨致死
▲1966年,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、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任仲夷被戴上高帽子批斗,红卫兵批斗大发明,戴高帽,挂牌子,站凳子折磨人
▲“喷气式”是喷气式飞机的简称,“喷气式”批斗是文革史无前例的大发明
▲接见红卫兵,鼓励他们勇敢战斗!
▲1967年批斗国歌词作者田汉,后背负叛徒、特务的罪名,病逝于301医院
▲1968年,批斗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
▲1967年,开国上将张爱萍被批斗,囚禁达6年之久,左腿致残
▲批斗上海文化局局长夏衍,1966年被抓走,关押、批斗折磨达8年
▲1966年12月1日,喷气式批斗苏州市委副书记李执中
▲1967年,批斗黑龙江资本家邵越千
▲批斗政法大学教授王广彬等,头挂厚重木牌,跪地接受批斗
▲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伍,因为他的发型像毛主席,红卫兵给他剃了个“鬼头”
▲1966年9月4日,李范五的妻子黎侠被红卫兵拉来批斗,全身被涂满墨汁
▲1966年,东北局第一书记,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宋任穷自己扛牌,接受批斗
▲文革中被批斗的美术教育家与美术家
▲文革中被批斗的“反革命分子”,怕他们乱叫,嘴里被塞满草
▲1967年6月28日,北京体育馆,批斗副总理薄一波场面
▲1967年1月,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被批斗殴打致死
▲群众高声呼喊,批斗走资派
十年浩劫给中国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,也让许多中国人留下了永久的人生伤痛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山西农民、棉花专家吴吉昌对新华社记者穆青动情地说:“老穆,俺不怕穷,只怕乱。今后可不能再折腾了,越折腾越穷,将来国家靠啥呀?”
彻底否定“文革”,有助于中国社会对各种失序的危险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。最近这些年,不少发展中国家持续发生内乱,但却难以撼动中国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“文革”的惨痛教训给中国人带来了某种“免疫力”。没有人比我们更害怕动荡,没有人比我们更渴求稳定。
舆论场变得开放后,各种各样的声音一直都存在,这样的多元化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得更为显著。而“文革”发动50周年又是一个“难得的命题”,网上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,也不足为怪。这些声音虽然有的调门不算低,但它脱离了中国人的现实关切,终究掀不起大浪。
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带领全国人民,在思想上、组织上、法律上已经对“文革”做了深刻反思,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案主犯进行公开审判,既清算了他们的罪行,也教育了更多的人。那一场大反思,奠定了中国全面走向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。随后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则彻底覆盖了“文革”,它大大超越了否定“文革”的政治评判。
“文革”在中国不可能重演。“文革”那一页彻底翻过去了,改革开放的大跨度前进把中国带到全球化的前沿,我们用一心一意做实事,创造了与外部世界相比的赢局。
我们早就对“文革”说拜拜了,今天可以再说一遍,“文革”不能也不会卷土重来。中国今天的格局中已根本不再有“文革”的位置,关于它是否会重演的争论,答案是非常明确的。计算机联网的时代,何须担忧算盘会不会涨价。
中国人绝不会允许“文革”那一套再追上来纠缠我们。
☞ 脑残可以反羙亲俄,正常人不会
其他
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的真实生活
全称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。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政治运动。几十年过去了,当时我国城乡人民的生产、生活是怎样的呢?下面是记录部分在福建南宁文革期间的真实故事,虽然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,但总体的情况相差无几。
当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,是当时的真实生活。现在看来简直是儿戏,荒唐至极。再过几十年后,人们肯定不会相信那是事实。笔者只记录当时的实录,不做正确与错误的评判。
空调将被这个黑科技取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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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大武器”(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)
从1966年起,从县城到农村(当时体制为县、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,俗称“四级”),到处见到的是用白纸写上黑字叫“大字报”和大幅白纸黑字标语贴满墙。其场景使人感觉到十分恐怖。因为,在周宁传统习俗中,白纸黑字是在办丧事时才有贴在墙上的。到处贴上大字报,能不恐怖吗?
从县领导、各局长、公社领导一直到大队干部,都被划为“当权派”或“走资派”。天天召开批判会。有县城、公社、大队的各级批判会。由不同的“捍卫毛泽东思想某某战斗队”的“红卫兵”头头组织批判会,被批判者就是县、局、公社领导和大队干部。批判会,就是在会场挂上“批斗当权派(或走资派)某某大会”,被批判者站在台上,头上戴着白纸长帽,在帽上写上骂人话语,由各派代表上台揭发批判,期间,还右手举起毛主席语录本带头呼“打倒某某!”等等口号。批判会
批判以后,就宣布罢免他(她)们的职务,并把“当权派”“走资派”扭送到全县去游街。有的就被下放到农村、工厂、农场劳动改造,接受工人、农民的再教育。接着就成立“某某革命领导小组”,从县到大队就由“革命领导小组”领导一切。(只有少数出身好的领导留在革命领导小组里,大部分都先后被迫下台)。
阶级斗争
全县家庭出身为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坏分子、右(简称“五类分子)的人,及其子女,是“红卫兵”的专政对象,也经常遭批判。还要经常出义务工,由红卫兵监督下去打扫卫生、修路、挑电影担等等。其日常生活行动受到严格控制,出村要向大队请假,要经常汇报思想。
毛主席语录满天下
广播
每天早上、中午、晚上三次的广播节目,开头播放的歌曲是《东方红》,结束时播放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。
鼻炎界的“印度药神”热卖8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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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天不变的口号
“紧紧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,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!”
“伟大的导师、伟大的领袖、伟大的统帅、伟大的舵手、毛主席万岁!万岁!!万万岁!!!”
“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!”
“伟大的、光荣、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
早请示 晚汇报
每天早晨,从县城到小山村,人们按单位、学校、生产队为组织,站在棋杆下,右手举起毛主席语录本,向毛主席请示(今天我去做啥事情),晚上收工时也站在棋杆下向毛主席汇报一天来的工作情况。(这个生活方式,坚持不长时间就没进行了)。
对联
周宁传统习俗,建房、结婚都要贴对联,当时不允许写其他对联。不管建房、结婚都用毛泽东诗词,如“春风杨柳万千条;六亿神州尽舜尧”等毛诗作对联。结婚时按传统习俗一定要在楼上正宫横眉上贴“紫薇銮驾”;建房时贴“罗天大进”。人们就想出一个办法,用红墨水在红纸上写“紫薇銮驾”;“罗天大进”待干后,再用黑墨水写上“毛主席万岁”“共产党万岁”。这说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。
集体生产
粮食作物都由生产队集体种植,个人的自留地是绝对不允许种植粮食作物。个人的自留地只能种青菜,马铃薯、地瓜都是粮食作物是不允许在个人自留地种植的,一经发现就被宣传队组织人拔掉。还要被游街,批斗。
毛泽东思想宣传队
当时的国家干部(工作队),通通称为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,都是长期吃住在各个大队,与社员同劳动,领导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。每个大队都有“宣传队”(有对长和队员组成)在领导。他们自己有食堂。一般都是住在大队部。
粮票、布票、煤油票、肉票、副食品票。香烟票、肥皂票、工份票。还有很多商品都要凭票供应。日常生活凭票供应
证明条通行全国
兹有我大队社员某某某,男(女),现年xx岁,家庭出身贫农,政治清白。现由大队集体安排出外做工,请有关单位、旅社给予提供住宿方便,并给予大力支持。
特此证明。
(有效期xx月)
周宁县xx公社xx大队革命领导小组(公章)
19xx年x 月 xx 日
如果在外地,身边没有证明,就被列为“无三证”外流人员,就经常被当地抓去劳动。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。
折不断且轻如纸片,日本老花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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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活动
周宁县闽剧团改称“周宁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,演革命样板戏和革命节目,到各公社、大队为社员演出。
各公社、大队也有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,演唱革命歌曲、舞蹈节目。由所在地小学老师编导节目。
电影只有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几部,后来就经常放映革命样板戏电影。文化大革命前的电影都被视为封资修的电影,是禁演的。
评话员也只能讲演革命内容的。
整天唱毛主席语录歌。后来出版发行的《战地新歌》1-5集的革命歌曲,就唱那革命歌曲。文化大革命前的歌曲是不能唱的。
不管男女,只能按国家发给的布票(开头每人每年发3尺部票,后来到1970年增加到每人每年1丈布票),拿到县百货公司或公社所在地供销社买布。成年人做一件衣服或裤子就要6尺布。做外衣的布的颜色只有蓝、黑两种。衣服式样也只有“中山装”、“汉装”、“青年装”、“军装”。男女普遍穿手工制作的布鞋和解放鞋。穿皮鞋都是国家干部(拿公家的工资人)。从乡下进城,年轻人喜欢背个解放军的挎包,是最时尚的。穿着
大队畜牧场
有好多大队都有办集体畜牧场,都是养猪。有时小猪死了,就很低的价格卖给社员杀来吃。
一般的大队都有一个妇女耕山队,有整个大队的女劳力组成。开荒种茶,种农作物。也是记工分红。妇女耕山队
县有五四知青场,各公社都有知青场,有宿舍、食堂,吃住、劳动都在场部。办知青场是响应毛主席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号召。全县 “居民户”(现在称城镇户口)的高中、初中毕业生,一毕业就按排到各知青场去从事农业生产劳动。每月由县知青办发给基本生活费15元补贴。(农户的毕业生回原籍参加生产队劳动。)知识青年农场
省城大学生来插队省城有好多刚毕业的男、女大学生,安排到全县边远的大队插队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有的白天劳动,晚上在农民夜校当民校教师。后来大部分都回省城工作,也有少数人留下来在周宁工作。
有省、地、县领导干部、教授、高级知识分子、艺术名人被下放到周宁全县的公社、大队参加劳动。有的就安排在公社、县直机关工作。也有的就安排在坂头的国营良种场劳动。下放干部
传统民风好的大队农民对下放干部很尊重,特别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民对下放干部很刻薄。有许多下放干部受了许多委屈。
那时的学习班,不是纯粹的“学习”,而是,非法拘禁。被通知去学习班的人,有走资本主义道路(不参加生产队劳动,而外出做工。又称搞副业)的人;有教师、国家干部、家庭出身不好(家庭成分地主、富农、商业等)的农民等等人群。一般的许学习班都放在边远的大队的集体茶场,白天劳动,晚上学习毛主席语录。经常还要写检查,汇报思想。学习班
那时候人都不敢不去参加开会,因为,大队召开群众大会,都是贫下中农参加,也叫革命群众。“五类分子”及其子女是不能参加各种会议的。不能参加会议的人,经常要多负担义务工。没办法,社员还是无奈地“积极”参加群众会。县里经常要召开大规模的“四级扩干会”(县、公社、大队、小队四级干部),在机关礼堂开会,在县招待所吃住。吃饭也是定量,每人一罐大米放,另外地瓜米饭可以满足。开会
农村的农民叫做“社员”,每天按时出工、收工。每个大队分若干小队(又叫生产队),设小队长,记工员,出纳。社员又分全劳力、半劳力(18岁以下、60岁以上为半劳力)。每天晚饭后,大家都要去生产队里记工评分,劳动一天记个圆圈,半天就在圆圈中划条斜杆。一般劳动一天,全劳力10分,半劳力就5分。如果,有的人由生产队安排出门打工,每年要交400-500元到生产队做为公积金参加年底分红。粮食收成时,先按人口平均预支多少斤。没有劳动的家庭,要先交钱后,才能拿到粮食,而且分到的都是质量不好粮食。农户的按劳分配
到了年底,就由大队会计来生产队为其核算分红,劳力定年基本分,应负担的义务工,没有劳动力的户要交多少钱。一年收成总收入(只有粮食和茶叶),除去成本,留下来年的种子,按每10分多少钱(多的生产队10分有1元;少的只有5、6角钱)。分配粮食时,全年在生产队劳动的劳力会合算,出去搞副业和没有劳动力的家庭,分粮食时经常受歧视。
县城只有一个国营的百货公司、一个城关供销社、一个饮食店(只有煮面2角、炒面3角、扁肉1.5角,要先买票排队)。每个公社有一个供销社,以各大队设一个代售店。一般物资都是凭票供应。城里只有一个理发联社,去理发要先买票排队(理发2角)。购物
居民户
居民户比农户的地位要高些,居民户的子女,工作由国家安排(上山下乡插队后也先后回城安排)。粮食每月凭粮证到粮站购买(大米成人月/28斤,每斤/1角4分)。节日时,由食品站发给肉票供应2斤猪肉(猪肉每斤7角4分)。
抽烟
农民一般都是抽土烟丝和“丰产牌”(一包7分),一般通行的“鹭江牌”一包1角3分。县委领导一般抽最好的烟也就是“大前门”4角。县里有的局级领导也常年抽“鹭江牌”烟。
床铺
全县城乡,人人睡觉的床铺都是差不多,干部与社员的床铺也没有多大的区别。就是县招待所的床铺也一样,县招待所客房床铺是用栏杆式的床架,由床板搭成,上面铺两张用稻草结成的“圆头荐”,再披上草席,床上也只有一条被,一个软枕头。一瓶开水,住一夜7角钱。除县里开会外,要有证明才能住。
平常老百姓的床铺,就是沿袭传统,用两条床架凳,铺上床架板或床架竹,再铺上“草荐”(是散头荐)。只有结婚的人,才去做床架,在“草荐”、草席上铺上棉被、线毯,还有好多床新被子。农村人到了冬天,都要用火笼先把床烤热后才能入睡。
广大农村,家家户户,每个房间都配备一个陶质(俗叫“hai")尿壶,睡觉后,到了半夜尿急,就下床提起尿壶就方便。可是污染了房间,臭不可闻。农村的尿壶
城乡大部分人都要吃地瓜米,连居民户到粮站凭粮证买米,也要搭配地瓜米。社员家里,用大米和地瓜米一做饭,没有大米时就全吃地瓜米。吃饭
不管男女,衣肩破了,请制衣师傅补一大块,也感觉挺好。裤子的膝盖和臀部的部位破了,就请制衣师傅贴一块新布在裤里面,用缝纫机钉一圈又一圈,犹如树的年轮,还觉得挺时髦。缝补服装也“ 时 尚”
当时,全县大部分大队都没有电灯。大队开群众大会或有文艺晚会就用汽灯,汽灯好亮,可以把整个会场照得如同白昼。农民走夜路就点火篾,手电筒还不是人人都有。农民家里普遍用简易的煤油灯,有灯罩的“泡灯”还算高档灯。照明
大串联
中学学生到各大城市去看看,如上海、北京、福州等地。坐车住宿免费。到北京的学生大多都见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、邓小平、林彪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。大串联回来后,纷纷成立革命造反组织,如战斗兵团、革命造反委员会等等。口号是:革命无罪、造反有理。炮打司令部等等。继后各省各地纷纷分成两派,演变成武斗。真刀实枪的打起来。
在农村,广大社员因为整天都要从事肩挑背扛的强度劳动,就是由于挑担,衣服的肩膀最容易磨破,就去买个肩垫,套在肩膀上,就可以起到保护衣服和肩膀的作用。其肩垫就是用用厚厚的旧布钉成,有个圆领,刚好套在双肩上。肩垫
那年代,大部分人都没有新衬衫穿在里层。就去买件假衬衫领穿上,外表看去,里面就有一件衬衫,挺时髦的。假衬衫领
写信:是人们日常生活交往中的最好的通讯工具。家里有人出门,一到外地,第一件要办的事,就是先写一封信向家里人报个平安。年轻人恋爱时写情书就是靠写信。做生意也离不开写信。寄一封平信8分,挂号信2角。最常用的通讯工具
电话:当时只有一个大队一部电话,那电话是用手摇的,电话打到本公社内,可以在大队打;如果打长途,就要去公社邮电所打。
电报:家里有急事要通知在外家人,就去公社邮电所发电报,电报是按字计费。要打电报就请村上识字人拟好电文,拿到邮电所交给工作人员,工作人员就根据你的电文去翻电报的代码,每个汉字都是由4个阿拉伯数字组成。译出电码后,就摇通县邮电局总台,将电码发出,再由县里发给目的地邮局。
在公社所在地,人们最羡慕的单位是:供销社:在供销社的工作人员不但购物方便,而且买货比别人便宜。还可以买到别人买不到的凭证供应的物资。粮站:在粮站工作可以买到平价的粮油、花生、大豆、麦麸、米糠等等别人买不到的粮油制品。茶站:也是人们羡慕的好单位。改革开放后,这三个基层单位就销声匿迹了。人们最羡慕的单位
中共中央1981年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,对“文革”作出彻底否定的权威定性,从那时起,几代中共领导人都坚定维持了《决议》的结论,党的所有正式文献也都未出现过任何异议。彻底否定“文革”,不仅是全党上下的认识,而且应当说是中国社会整体上相当稳定的共识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或社会进步,它只能带来混乱和灾难。“文革”在中国不可能重演。十年浩劫给中国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,也让许多中国人留下了永久的人生伤痛。那份集体记忆无法抹去。
应当说,站在今天的高度上,中国人对“文革”的集体认识比那个时候更加清醒而坚定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从批判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、“三家村”杂文和《燕山夜话》开始的。接着,学校“停课闹革命”,大学停止招生,教育事业受到极大摧残。搞了十年的结果怎样呢?学校关闭,教育质量下降,文盲大量增加;文艺界百花凋零;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被错当作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关进“牛棚”,知识分子被当作“臭老九”而排除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,等等。因此,这样的一场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,与发展繁荣文化无关,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文化革命,而是一场对文化的大破坏。
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,是从“拨乱反正”迈出的第一步。在思想上是彻底否定“文革”,在实践上则是停止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,把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上来。
▲1967年1月,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被批斗殴打致死
手机 钥匙 钱包统统藏在腰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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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浩劫给中国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,也让许多中国人留下了永久的人生伤痛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山西农民、棉花专家吴吉昌对新华社记者穆青动情地说:“老穆,俺不怕穷,只怕乱。今后可不能再折腾了,越折腾越穷,将来国家靠啥呀?”
彻底否定“文革”,有助于中国社会对各种失序的危险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。最近这些年,不少发展中国家持续发生内乱,但却难以撼动中国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“文革”的惨痛教训给中国人带来了某种“免疫力”。没有人比我们更害怕动荡,没有人比我们更渴求稳定。
舆论场变得开放后,各种各样的声音一直都存在,这样的多元化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得更为显著。而“文革”发动50周年又是一个“难得的命题”,网上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,也不足为怪。这些声音虽然有的调门不算低,但它脱离了中国人的现实关切,终究掀不起大浪。
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带领全国人民,在思想上、组织上、法律上已经对“文革”做了深刻反思,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案主犯进行公开审判,既清算了他们的罪行,也教育了更多的人。那一场大反思,奠定了中国全面走向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。随后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则彻底覆盖了“文革”,它大大超越了否定“文革”的政治评判。
“文革”在中国不可能重演。“文革”那一页彻底翻过去了,改革开放的大跨度前进把中国带到全球化的前沿,我们用一心一意做实事,创造了与外部世界相比的赢局。
我们早就对“文革”说拜拜了,今天可以再说一遍,“文革”不能也不会卷土重来。中国今天的格局中已根本不再有“文革”的位置,关于它是否会重演的争论,答案是非常明确的。计算机联网的时代,何须担忧算盘会不会涨价。
中国人绝不会允许“文革”那一套再追上来纠缠我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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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问我:你发这些有什么用?能改变什么?我会告诉他:我转发传播了一些常识,没想过有什么用,只是认为这样是对的。——悦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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